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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稻“出中国”记：“中国粮”供给侧改革进行时

超级稻“出中国”记：“中国粮”供给侧改革进行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中国稻”需要换副面孔应对世界市场。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推广占有技术优势的杂交水稻技术，引领水稻产业的国际竞争。

4月12日，88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长沙的家中拔掉手上的吊针后，如约出现在三亚会场。是日召开的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这位身体抱恙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依然坚持上台演讲。

这次论坛，汇聚了由袁隆平领衔的十大“两院”院士，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水稻研究者，共同探讨的话题是“芋叶细辛中国水稻”与“世界”。身为论坛的发起人，袁隆平对“世界”这一关键词的设定富有深意：在贯穿中国几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水稻的繁荣历程，一直有着“世界”的痕迹：1970年，水稻雄性不育株“野败”在三亚被发现，袁隆平展开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攻关，为的是“养活”中国人，不拖世界后腿；近五年来，“世界”又成了另一种压力的存在——进口量激增的国外大米对国内大米的市场挤压，直接反映了水稻乃至农业的结构性矛盾。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大米是中国人的第一口粮，全国有超过4.5亿亩稻田，年产稻谷超过2亿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中国稻”需要换副面孔应对世界市场。在国内，民众实现温饱追求品质，如何种出安全、优质、受市场欢迎的大米成为中国农业的新课题；在国外，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推广占有技术优势的杂交水稻技术，引领水稻产业的国际竞争。

“出中国”的杂交稻，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

高产与优质之辩

在政策托底和农业技术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稻谷已经实现连续十三年增产，2016年连续六年超过2亿吨，仅年出现细微下滑，但仍是历史上第二高产量。

但吊诡的是，连年丰产的稻谷相当一部分被收进国家粮仓，而有一部分的市场需求却交由漂洋过海而来的进口大米承接。

为保护国内粮食安全，中国并未完全开放粮食市场，实行进口关税配额制。2017年，全国进口大米的配额为532万吨，国营贸易比例50%。但就是这500多万吨配额，却也能大幅度“成就”国际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中国大米进口量首度超过出口量，此后“洋大米”进口量一路狂飙突进，由2011年的56.9万吨飙升至2016年353万吨，6年间增长6.2倍。伴随进口大米激增的，是国产稻谷库存居高不下。据卓创咨询初步统计，2017年新粮上市期，我国稻谷总库存将达到1.22亿吨。

实际上，不只是水稻，产量、库存量和进口量齐增也是国内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通病”。

中米集团董事长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一方面，国内一般品种稻谷出现过剩，但最低收购价的托市政策，却使得国内稻谷价格虚高；另一方面，则是进口的大米相对国内便宜，而且质量相对稳定。

海关数据显示，即使加上配额1%的关税和长距离的海运费，进口大米依然比国内便宜，差价每吨达到800多元。与此同时，日本的越光米、泰国香米等国际知名大米，也被国内消费者视为“优质稻米”的象征。中国游客在日本购买越光米，一度赶上“去日本买马桶盖”的故事。

从改革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稻谷的主要问题出在供给侧的质量上，而这也恰恰是“洋大米”的竞争力。

隆平高科副总裁青志新分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目前的状况却是，一般品种供给过剩，优质品种、特色品种供给不足。

2016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扩及农业领域。决策层的基本判断是，在经济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而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则是矛盾的主要表现。

2017年年初，稻米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措施落地。政府在执行托底政策13年后，首次调低各类稻谷的最低收购价，其主要目的是刺激优质品种的种植。市场层面，隆平高科等重点企业已在主动清退需肥量高、抗性一般、米质一般的品种，实施品种退出计划。

不过，在总量猛增背景下强调数量，并不意味着“增产路线”不再重要或不合时宜。袁隆平认为，当前不能以牺牲产量追求质量。

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当前的粮食库存消费比高于国际公认的17%粮食安全线水平。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库存消费比高并不意味着不能消化，而只能算是基本平衡。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中高端的稻谷库存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等国家有成惯例的休耕、轮耕制度，而中国则是世界上复合耕作率较高的国家。耕地长期得不到“休息”以恢复地力，加上环保要求提升、耕地撂荒等问题，中国保住粮食生产总量，并不轻松。袁隆平认为，只有增加亩产的增量，才能对冲这些风险因素，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袁隆平的另一论断是，在农业技术超速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产量和提升质量，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我们已经培育出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大米‘超优千号’，品质可以与市场上80元/斤的日本米媲美。日本商人专门取样检测后称赞‘超优千号’有弹性有嚼头，口感很好。”他早前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优质如何优价？

放眼全国，能与国际名米媲美的，并非只有袁隆平培育出的“超优千号”。拥有地理品牌的黑龙江五常米、云南的哈尼梯田红米，都是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米品牌；而市场上常见的丝苗米、珍珠米，也具备中端市场的竞争力。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出更多的“五常米”、“哈尼梯田红米”？

黑龙江省延寿县县长丁宇航的愿景，就是让“延寿米”成为新的“五常米”。该县生产的“延寿米”，有着与五常米类似的口感和质量，但让人困惑的是，延寿米最高只能卖到20元/斤，而五常米最高却可以达到200元/斤。但由于五常米产量有限，不少延寿米被收购后被贴上“五常米”的牌子，却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丁宇航认为，中国的稻田并不缺少良种的“好大米”，只是大米消费没有形成清晰的低中高层次区分，使得像“延寿米”一样的好大米埋没在海量的一般大米中。由于口感好、产量规模不大，延寿米并不愁卖，但问题板凳果在于价格与质量不匹配。

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答的又一个难题，按"清零"键清除传感器初值为什么优质的农产品，却无法实现优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周少川表示，中国在水稻的育种研发上处于全球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水稻品种并不比外国差。但是，由于优质品种多数没有打开市场，价格和常规品种相差不大，经营主体倾向于挑选高产品种，而不考虑品质的米质。这也造成了许多优良品种推广不开，科学家的成果无法大规模产业化。

“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找到目标消费群体，高端米应该卖给消费弹性大的消费者，那些既可以花4块钱买一斤米，又舍得花100块钱买一斤米的人。”丁宇航说。

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传统的稻谷大宗收购流动渠道并不通畅，议价权占据在收购商手中。而五常米等知名品牌的一大成功经验，则是较早有一批企业自建流通渠道对接起了中高端消费群。

在人人都喊“互联+”的时代，电子商务则成为寻找目标消费群的有效渠道。例如，延寿县部分农民，已尝试通过农村电商，销售一斤装、五斤装等规格的小包装大米，实现了较高的售价。

“必须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比如80后、90后的消费特征，是要时尚、娱乐、好玩，现在包装时尚、有美容概念的大米，市场上有吗？并没有！”卢新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

丁宇航曾经代表县政府找过深圳华侨城谈过合作，正当合作协议临近签订时，他却退缩了，因为他发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延寿米不同批次的质量无法保障，也就是说延寿米的质量无法标准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表示，从长江中小游产区的实践看，单家独户的种植效应不大，但两三百亩种植的规模化专业户却能取得不错的效益。其原因在于连片耕作土地，适宜统一推广良种，能通过机械本日济南新时期试金仪器有限公司就来谈谈怎样躲避这些疑问化作业和标准化田间管理，使得质量保持稳定。因而，要收获优质稻米，就必须要实行良种+良技的路线。

这也就是说，在面向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的水稻种植者还需要踏实回到稻田经营本身。

“一带一路”机遇

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南方农村报社主办和承办的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多位院士的共识是，在努力实现高产、优质的同时，中国的水稻产业还有一件大事要做——推动中国的超级稻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这也被视为解决中国稻谷结构性矛盾的必要路径。

事实上，这也是国家高层的既定政策。2016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访时向湄公河五国领导人赠送了中国的大米，表示鼓励杂交水稻走进湄公河国家。

从全球地图上看，外国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达600万公顷，其中种植面积最大的印度有200多万公顷。主产水稻的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恰好又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国家。

隆平高科副总裁、杂交水稻国际研发首席专家谢放鸣援引2014年的统计数据说，海外多数国家均有栽种杂交稻，但种植比例（杂交稻种植面积占全部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并不高，全球平均栽种率为6.7%，较高的缅甸和巴基斯坦分别为19.6%和19.2%，均不足20%。而中国的杂交水稻种植比例却高达42.5%。这说明，世界领先的中国杂交稻技术，在全球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表示，以杂交稻为代表的中国育种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具备富余技术和产能输出的条件，“一带一路”倡议相当于为中国种业和中国农业打开增量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帮助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发展水稻技术，也有助于扩大粮食进口的渠道，利用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

与目前进口大米挤压效应不同的是，进口渠道的进一步扩大，有助于推动国内耕地休耕、轮耕功能介绍任何1种产品制度的实现，促使土地肥力修复。另一方面，优质大米进口渠道的扩大，更容易倒逼国产稻米实现转型升级。

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分析，过往我们强调绝对的国家粮食安全，只强调国内市场的绝对自给。但是，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出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表述，表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出现调整。

“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建立在世界的粮食安全基础上。进口渠道足够多，东家佛海石韦进口不了进西家，不必担心世界市场和国际局势的波动。”陈温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目前，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模式主要是“研发+援助”。就在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召开当天，隆平高科与三亚市政府签下一笔5000万的合作协议，宣布在三亚设立面向“一带一路”的海外研发中心。这是隆平高科设立的第三个海外研发中心，前两个分别在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因为三亚的气候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相差不大，隆平高科的研究人员将针对具体国家的自然环境和消费特点，研发特定的品种，再向该国出口。与此同时，隆平高科多年来还坚持对非洲等国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行援助培训，传授杂交稻技术。

谢放鸣说，中国杂交水稻品牌逐渐走入人心，印尼的农民把中国的杂交稻亲切地称为“隆平稻”。